给盲人“看”电影
时间:2018-07-05 23:23:15   来源:   评论:0 作者:韦晓   编辑:吴孟达 靳静 莫爱玲 赵芳 点击:

    周日,未到八点半,初夏的早晨已然开始灼热,位于河池市都安八仙镇八仙西二街的残疾人服务中心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这是一栋水泥房,绿色的油漆大门,坐东朝西的屋檐下挂着一块牌匾,印着“残疾人服务中心”几个红字。
 
    “哒啦哒啦……”,屋子里,一阵盲杖划过地面的声音。
 
    “哟,朱爷爷,您来了,今儿来的真早。”一位志愿者和他搭着话。
 
    “可不,今儿车好等,没堵路。今天放哪部电影?”
 
    朱爷爷的全名叫朱权,是一位盲人,每周都期待能“看”一场电影。
 
    屋子的另一头, 40多岁短发戴着金框眼镜的笑笑正在忙碌,为放电影做各种准备。大家叫她“笑笑老师”,她是这个“影院”的首位电影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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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你“看”


    每周日上午9点,笑笑和其他志愿者会在这里的一块投影屏上给一些盲人朋友“放”电影。
 
    9点,朱权和笑笑一同走进投放电影的房间。
 
    与一般的影院相比,这里的放映厅只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四周的墙壁被刷成白色,地上铺着浅色的瓷砖。
 
    观影区有二十张老教学椅,墙壁左下角挂着一块小板,写着“当日影讯”。一般来“看”电影的都是盲人朋友们。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伞头和他的女人》。
 
    待盲人朋友们落座,电影开始。没有窗帘,也不用熄灯,整个放映厅通透明亮。

     “她和他相爱了,他们正在墙边……”随着电影的放映,讲述志愿者的声音也缓缓而来。盲人朋友们抬着头,“看”得很认真,“看”到搞笑的地方,便会放声大笑。他们对声音尤其敏感,任何细小的声音都会吸引他们的注意。
 
     “啪!”
 
     “夜幕降临,一片漆黑,这是他进屋关灯的声音。”志愿者解释道。
 
    画面中出现了主人公偷情的场景,电影原音被处理消去了。整个影院都安静了下来。听不到声音的朱权同其他盲人朋友一起焦躁起来,蹙眉仰头,身体往声源的方向前倾,几乎快要站起。“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没声儿了?快讲啊。”
 
    站在一旁观看的笑笑也焦急起来,因为她不是今天的讲述人,不好出声,多方位的声源只会更加混淆盲人朋友的关注中心,只好用手不断示意志愿者“快描述,快啊”。
 
    很快,电影原声恢复了正常。听到电影原声的盲人朋友逐渐安静下来。
 
    盲人朋友通过声音认识世界,突然的安静会导致他们的疑虑,进而放大他们心中的焦躁。影片中的爱恋镜头,应该克制的去描述,而不是用沉默来应付了事。事后,笑笑向记者解释道。
 
    “笑笑老师真的很敬业,”今天的讲述者说道,“我是新来的志愿者,所以还有很多不足,每一次我们讲完电影,笑笑老师不但会给观看的盲人朋友们作小结,而且会在观影后给我们所有志愿者开个小会,把我们所讲的哪里好、哪里不足一一点出来,她对待这件事情很认真。”

 
信念变成责任


    笑笑第一次讲电影的经历纯属巧合,听众只有一人。2006年的一天,她正在房间里看电影,妹妹突然跑进来找她玩。笑笑微笑着对她说:“陪姐姐一起看电影吧,我给你讲。” 笑笑的妹妹有天生的视力障碍,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那一天,她们第一次一块儿“看”的电影是《终结者》。
 
    一块儿“看”完那部电影,妹妹一边激动的抱着她,一边激动的喊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十几年来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姐姐,我爱你!”
 
    和妹妹这次“看”电影的经历,让笑笑意识到,对电影的讲述能让盲人朋友“看”到画面,在给他们补充视觉信息的同时,也为他们补充了对社会的认知。电影里的好人、坏人、正义、邪恶……正是对盲人朋友最好、最生动的社会课。
 
    2007年5月,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影院”正式向外开放。笑笑自己在村里还有隔壁村发放电影宣传单,开始固定于每周日在八仙西二街的残疾人服务中心给盲人朋友讲电影。
 
    而朱权则通过村里人介绍,第一次来到了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电影。他清晰的记得在这里“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小兵张嘎》。对于像他这样出生在50年代的人来说,那是儿时抹不掉的记忆。
 
    10多年过去了,对朱权来说,每周日来残疾人服务中心听电影早已成了一种习惯。早上8点15分出门,坐半小时公交车到残疾人服务中心,风雨无阻。
 
    虽然现在笑笑已不经常讲电影了,但对朱权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电影讲述人还是笑笑老师,她的声音安静平稳,又极具模仿力,耳语化的讲述给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她不仅是电影的讲述者,更是电影的再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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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本文无关)

   
盲人与电影


    笑笑讲过这样一个场面:“沦陷的北平,程蝶衣在台上贵妃醉酒,头顶洒下无数抗日传单,灯光灭了,台下哗然,一片混乱。只有程蝶衣在黑暗中独舞,也只有袁四爷,在楼上包房目不转睛地注视黑暗中的程蝶衣,即使看不见,他知道他在继续。四爷孤独的在黑暗中为蝶衣鼓掌,骚乱的人群终于随着四爷的掌声望向黑暗中独舞的蝶衣,灯光亮了,掌声四起。”
 
    十多年后,笑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讲述电影的志愿者接替她的工作,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替补队员。但只要她在家,她依然会每周日来到残疾人服务中心,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给盲人朋友们做一个小结。在小结里,她更多提到的是电影中人的情感,和一个社会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道德约束。
 
    《伞头和他的女人》放映结束后,笑笑老师接过志愿者的话筒:“当聂得人(电影中人物)在海边对癌症晚期的张爱兰(电影中人物)大喊‘我爱你’的时候,我哭了。他们的爱情并不轰轰烈烈,充斥着各种责任,但这才是一种真。”

    来到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电影之前,朱权是任性的,他不知何为道德约束,何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社会人。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在任何场合做任何想做的事儿。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矛盾的人,热情、爱笑、喜欢聊天,会在影院大声喧哗,任性的发火;但同时他又内向,不愿向别人甚至家人表露自己的内心,也因此,和大哥的关系一度很僵。
 
    由于父母去世得早,朱权拒绝和家人交流,并认为哥哥们都是封建家长。大哥年轻时脾气暴,常常让朱权觉得大哥不疼爱自己,而且还瞧不起盲人。哥俩逐渐不再怎么说话,即使交流,也是彼此呛着对方,说话都横着出来。
 
     来到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电影之后,他开始主动和大哥沟通,他向大哥讲述,在盲人朋友的世界里红色代表着炽热,黑色代表着污和压抑。他开始体谅哥哥,他会对朋友说,如果要电话联系他,请在晚上9点以后,因为那时候哥哥和嫂子回去了,打电话不会打扰到他们。哥哥也逐渐有了转变,不再独断专行,给他更多的自由,也开始听取他更多的意见。
 
    遗憾的是,大哥没多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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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本文无关)

   
助盲,助的是一场心盲

   
     在朱权看来,电影里的盲人与普通人是一样的。他们能够去参加普通人参加的考试,大街上永远不会被只顾玩手机的人撞到,盲道永远是通畅的而不是被其他物体占用。电影里的普通人,永远会先拍拍他们的肩或手,在得到认同后,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现在的朱权,眼睛只有一点点光感,只能支撑他分清白天和黑夜,却看不清这个世界。但他渴望成为一名与常人无异的有责任的社会人。他对记者说:“除了眼睛不方便,我和正常人一样。”他能自己坐公交车去想去的地方,到超市买需要的东西,在工厂没倒闭之前,他还是一名在皮革厂拥有娴熟技能的皮鞋工。
 
    只有走出小小的电影放映厅的时候,朱权才意识到,电影和真实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朱权说,他相信,生命依旧是五光十色的,不管看不看得见;生活仍然是七彩缤纷的,不管摸不摸得着。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现在的生活也很美好。
 
    笑笑没想到,当初简单的“想让盲人看见和我一样的世界”这个想法,会不经意间转变成一种无法割舍的责任。她越来越相信,盲人朋友需要的是一种专业化的帮助,他们不需要你仰视或俯视,不需要你认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如此的不容易,甚至不需要你对他们的过度关心,他们只是需要拥有和你一样的世界。
 
    “助盲,助的是一场心盲。盲人虽然看不见光明,看不到落日的光辉,但值得庆幸的是,盲人看不到世人贪婪、虚伪的面孔。” 笑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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